紧要关头决定去留的，是最基本的感情
解放前夕，钱锺书和杨绛并非无路可走，出国的门是开着的。可他们选择留下。杨绛给的理由不是形势判断，是感情。
我们如要逃跑，不是无路可走。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，决定他何去何从的，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……我们是文化人，爱祖国的文化，爱祖国的文学，爱祖国的语言。一句话，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，不愿做外国人。
她特意撇清这不是唱爱国调，"非但不唱，还不爱听"。真正拦住他们的是更朴素的东西：撇不开自家人，舍不得母语和这套文化。到了要赌命的关口，做决定的往往不是利弊计算，是这类说不清、也不肯违背的基本感情。
这和 有些书只有母语读者才能全部收到 是同一层归属：一个人被母语和文化预先长成的样子，既决定他能完整读到什么，也决定他在紧要关头舍不得什么。跨到别的书里，它又是 贫民区的引力：不拦你，也不放你走 的另一种声音。Trevor 那边，留下是因为 the hood 的引力太沉；这边，留下是因为对文化和亲人的感情压过了逃生的理性。地方不同，拦住人的都不是道理。
杨绛，《我们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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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我们仨
时代压进来的部分同样锋利。群众运动里，人变成通了电的机器人 写"三反"里人怎样整齐划一地不再是个人；写得让人看不懂，也是一种争取说话的自由 是钱锺书用艰深文言写《管锥编》的护身法；紧要关头决定去留的，是最基本的感情 解释他们解放前夕为什么不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