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用功的一年，也是最快乐的一年
杨绛在牛津旁听，不受学校管辖，反而得了一段完全属于自己的读书时间。她给自己定课程表，一本一本从头细读。
图书馆临窗有一行单人书桌，我可以占据一个桌子……我为自己定下课程表，一本一本书从头到尾细读……能这样读书，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？
到年终她的总结是一句反常识的话。
这一学年，该是我生平最轻松快乐的一年，也是我最用功读书的一年，除了想家想得苦，此外可说无忧无虑。
最用功和最快乐重合在同一年，不是巧合。当读书本身就给回报，用功就不再是为将来买单的苦役，它当场就是享受。
这正是 活动本身有回报时，当下就不必等待未来 的一个活例：她没有把这一年当成通往学位或前程的成本，读的过程本身已经兑现。它也是 AUTOTELIC 那个词的字面样子，telos 就在活动自身里，不必外求一个结果来追认它值不值。
杨绛，《我们仨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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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我们仨
留下来能单独拿出来用的判断有几条。妥帖的字有黏性 来自他们一起背诗时的漏字测试；读书从最高境界品评，绳子从最薄弱处断定 是他们自定的两种评价尺度；选择是一种本领 从钱锺书会点菜说起，讲一眼选中好东西的眼力；最用功的一年，也是最快乐的一年 是杨绛在牛津为读而读的那一年。这几条都和读书、和文字有关，也最像这一家人的底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