灾难以后人人控诉，真正的无辜者反而沉沦

《少年凯歌》里最重的一段，是陈凯歌承认自己在父亲的问题上选择了自私。父亲被挂上“国民党分子、历史反革命、漏网右派”的头衔，他也跟着人群喊“打倒”，而且清楚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大。

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，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：我控诉！太少的人跪下去说：我忏悔。当灾难重来时，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：我忏悔。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：我控诉！——“文革”以后也正是如此。打开地狱，找到的只是受难的群佛，那么，灾难是从哪儿来的呢？——打碎了神灯的和尚诅咒庙宇，因为他就是从那儿来的。问到个人的责任，人们总是谈到暴政的压力，盲目的信仰，集体的决定等等。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，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。“活着，还是死去？”之所以还是问题，就因为人们尚能选择。在父亲的问题上，我选择了自私。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。看清这一点本来不难，可当我的良知匍伏在地的时候，是被无数灿烂的经幡环绕着的：——“出身是不能选择的，道路是可以选择的”，“忠于革命，就要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”……借口是现成的，为什么还要去费神面对自己呢？许多年之后我常常想：在一个拚命宣扬“舍己为人”的社会里，当我作出这样的选择时甚少犹豫，究竟这个教育是完全失败了，还是过分成功了呢？我并不惊讶：我的骄傲和自信原来如许脆弱，它与旗帜和口号联在一起时以为自己就是壮观的海洋，一旦敲碎，露出来的小小一粒却并不是珠。

暴政、盲信和集体决定都是真的，它们解释了个人为何更容易作恶。陈凯歌不允许解释替自己完成免责。口号替他准备好了理由，喊出口的声音仍然是他的。

这使它和 独立判断是一件责任风险极大的事 接到了一起。人群能分担错误，也能提供现成说法。保住个人判断，意味着做错以后没有“大家都这样”可以藏。陈凯歌多年后的忏悔无法改掉当年的一声“打倒”，至少让那声音重新有了主人。

陈凯歌，《少年凯歌》

这条记的是清算阶段的分配不公。 事后每个人都要一个受害者的位置，而那些真的什么都没做过的人，恰恰是最没有力气去争这个位置的。

野蛮生长的希望不能替当时的苦难辩护 是同一段历史的另一本账：总量的进步不能替具体的人受的苦买单。两条合起来是回望这段岁月最容易出错的两个方向，一个是把苦难折算成代价，一个是把受害者的名额发给了嗓门最大的人。

沉默的证据这件事在 疯狂的念头是历史的常态 里我记过：被讲出来的都是幸存下来的版本。这里更刺一点，因为沉默的不是死者，是活着但说不出话的人。 ——收入 读书笔记 · 一得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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