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份地位应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
塔勒布在 Antifragile 里立了一条古老的伦理：一个人享有的地位，应当和他为别人承受的风险相称。以前负起责任的人才享有特权。想当封建领主，你得先于别人而死；想打仗，先上战场。凯撒、亚历山大、汉尼拔都身先士卒，汉尼拔总是最先进战区、最后离开。华盛顿也上战场，不像后来的政客以打电动游戏的方式威胁别人的性命。
他由此看到现代化最坏的一面：把脆弱和反脆弱在人与人之间偷偷挪移，让一方得利、另一方在不知情中受损，而伦理和法律之间的缺口越拉越大。银行家拿走上档利益，纳税人承担下档损失，就是这种挪移的极端。
所以这条是 代理问题：拍板的人和承担后果的人不是同一个 的正面表述，也和 昂贵信号：有成本的行动比表达更可信、建议的可信度取决于建议者承担多少后果 长在同一根枝上：一个人的话值不值得听、位子配不配得上，最终要看他在自己的判断里押了多少真东西。塔勒布的解药还是那句船长与船同沉。
享有某种身分地位，你就必须承受身体上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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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尊严要靠承受风险挣得
这条和 身份地位应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 是一体的：地位配得上风险，尊严也长在风险里。它也接得上斯多葛，四枢德 把审慎和勇敢看作同一种品质，都是敢于对抗自己的冲动，廊下的功课 练的正是这个。真正把人放小的，从来不是别人的侮辱，是自己一次也不肯下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