身份地位应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
塔勒布在 Antifragile 里立了一条古老的伦理：一个人享有的地位，应当和他为别人承受的风险相称。他用亲自上战场的统治者来说明这种要求：决定让别人冒险的人，也应承担风险。凯撒、亚历山大、汉尼拔都身先士卒，汉尼拔总是最先进战区、最后离开。华盛顿也上战场，不像后来的政客以打电动游戏的方式威胁别人的性命。
他由此看到现代化最坏的一面：把脆弱和反脆弱在人与人之间偷偷挪移，让一方得利、另一方在不知情中受损，而伦理和法律之间的缺口越拉越大。银行家拿走上档利益，纳税人承担下档损失，就是这种挪移的极端。
所以这条是 代理问题：拍板的人和承担后果的人不是同一个 的正面表述，也和 昂贵信号：有成本的行动比表达更可信、建议的可信度取决于建议者承担多少后果 长在同一根枝上：一个人的话值不值得听、位子配不配得上，要看他是否也承担自己判断出错的后果，而不能只看头衔和说辞。塔勒布的解药还是那句船长与船同沉。
享有某种身分地位，你就必须承受身体上的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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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尊严要靠承受风险挣得
这条和 身份地位应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 是一体的：地位配得上风险，尊严也长在风险里。它也接得上斯多葛，四枢德 将审慎和勇敢并列，两者都可能要求克制冲动，廊下的功课 练的正是这个。塔勒布把尊严与亲自承担风险联系在一起。
- 新贵和将棋
在 《女神异闻录 5 皇家版》 里撞见的。也见 等级制度是偶然固化的、身份地位应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。
- 雅典贫民凭海军贡献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分量
身份地位应与所承担的风险成正比 和 尊严要靠承受风险挣得 是这条的规范版本：地位应当跟着风险走。雅典的例子说明，军事上的依赖可能增加贫民争取地位的条件；它并不意味着政治权利会自动出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