流寇变坐寇
《可能性的艺术》里引了经济学家奥尔森（Mancur Olson）解释国家起源的一个比喻：流寇变坐寇，roving bandits 变 stationary bandits。
简单来说，以前可能有 10 伙、20 伙匪徒轮流来打劫你，现在只剩下一伙了。一伙匪徒虽然也很危险，但是如果这一伙匪徒明确了自己对这块领地的所有权，他们就有部分的动力去保护这块领土、发展这块领地，毕竟，你把鸡都给杀了，就再也捡不到鸡蛋了。
反过来，当匪徒有十伙二十伙的时候，每一伙发展这块地的动力都很弱：我养鸡可能是你去捡蛋，我种地可能是你去收割。在这个模型里，对领地的控制稳定下来，才可能产生维护秩序、提高长期收益的动力。
这个模型的力量在于它不需要假设任何人变好。 坐寇并没有比流寇更有德，它只是被固定的产权改变了利害计算：掠夺者一旦无法转移，长期收益就开始进入他自己的账本。 这提供了理解“暴力垄断”何以可能改善秩序的一个角度，尽管垄断者本身并不可爱。
由此可以想到几处关联。风险对称：收益与损失应落回同一决策者 说的正是这里发生的事：绑定产权，就是把长期后果塞回决策者的账里。定规则的人没有动力约束自己 是它的反面，当规则制定者可以随时抽身，坐寇就退化回流寇。而 盗贼统治和好政府的差别，只在再分配的比例 里 Diamond 那四种办法，本质上是坐寇在给自己找可持续的收租方式，其中第 2 条"把收上来的东西分一部分下去"，就是"别把鸡杀光"的制度化版本。
不过集中也有自己的问题。去中心化：限制错误的扩散半径 讲的是相反方向的好处：多个地方分别尝试，一处判断错误不必让所有地方同时买单。坐寇可能减轻掠夺者的短视，却也集中了一地的决策风险。 这不能反推十伙流寇更安全；多头掠夺和分散试验是两回事。这正是 威权体制是一场俄罗斯轮盘赌 说的那件事在制度起源处的样子。
用到别处，可以多问一句：这个人或组织能否拿走眼前收益，把长期损失留给别人？ 能否离开是一个线索；持续承担这里的后果，才更可能让长期收益进入决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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