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家能力是发动机,民主问责是方向盘
《可能性的艺术》的骨架是一个二维坐标,刘瑜用一个比喻把它说清楚了:
国家能力是一个政治体系的发动机,而民主问责则是一个政治体系的方向盘。没有良好的发动机,一辆车根本跑不起来,方向再正确也没有用,它只能在原地打转,但是光有很厉害的发动机,一路狂奔,越跑越快,根本不听民众指路,最后也很有可能开到悬崖底下去。
要点是这两个维度互不替代,所以不能用一个去回答另一个的问题。 常见的争论之所以吵不出结果,多半是因为一方在谈方向盘,另一方在谈发动机。
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听起来抽象,她给的最朴素的指标是征税能力:政府没有钱就什么都干不成,教育、水电、基建、养老、给孩子打疫苗全都免谈。而征税能力并不是所有政府都有,2000 年前后的津巴布韦收不上税,因为六成经济活动在地下,政府根本没能力准确收集经济信息。
这条的用处不止于国家。 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拿这两根轴去量:它有没有把事情做成的实际能力,以及它做的事情有没有人能纠正。 两者缺一的失败样子完全不同:只有方向盘的原地打转,只有发动机的一路狂奔到悬崖。
另外几条各自落在某一根轴上。定规则的人没有动力约束自己 讲的是方向盘那一侧为什么难修;可信度加权不是民主投票 和 没有哪个想法神圣到不能被嘲笑 讲的是同一根轴在组织内部的样子,即真话能不能进得来。而 战争曾经是理智的保险丝 讲的则是当"会因为你错了而当场砸下来"的东西被拆掉之后,方向盘就悬空了。
刘瑜自己也提醒别把这个坐标当成万能。政体只是影响治理绩效的因素之一,展开见 政体有限论:规则再公平也保证不了球赛好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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